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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家范的博客

小人物命运背后的大历史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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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,博导。1938年生,江苏昆山人。1957入华东师大历史系,1961年留校任教。主要研究领域:社会经济史,以明清江南为中心课题,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也有涉及。著有:《中国历史通论》、《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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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人物命运背后的大历史  

2009-09-01 17:32:2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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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耶鲁大学的史景迁(JonathanSpence),是一位富有文学天赋的国际史坛怪杰。他十分景仰司马迁,尊其为古典史家的楷模,并以弘扬太史公文笔优美的书写传统为乐事,取了这么一个中国化的名字,倒也体贴入微。在美国学界,他可大名鼎鼎,评论界称史氏的中国历史作品就像小说一样精彩,“它们不仅要接受来自同行的由衷赞扬,还奋不顾身地登上了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”。有一家杂志(《ChristianityToday》)更是不吝赞誉,送了他一顶“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毕加索”桂冠。说是像毕加索,我想指史氏的写作风格不拘守门派,敢于脱出刻板沉闷,甚至带有浓重教条气的旧“范式”,为史学创作吹进一股清风,使之具有了形神兼备的鉴赏价值。听说上海远东出版社已经买断了史氏著作的全部中国版权。目前我看到的有《中国皇帝:康熙自画像》、《王氏之死》等四部,估计其余的还将陆续推出。

透析穿心的史眼

在已经出版的四本书中,我特别钟情于最薄的一本:《王氏之死》。说实话,我对《中国皇帝:康熙自画像》稍感不满足。史氏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《曹寅和康熙皇帝》,这方面的史料他是熟悉到家了。该书材料主要取自《谕旨》,编排行文别具匠心,文采斐然,但对康熙帝复杂的多侧面性格,描述和关照得不够周全,太多正面的文学烘托。固然思辨本不是史氏之所好,但《中国皇帝:康熙自画像》不能脱尽对杰出帝王个人生活的偏爱,缺乏社会历史的纵深感,结果作品有点情长而气短。

这里,也绝对不是以书的厚薄论得失。《王氏之死》,正文也仅百余页,不足10万言,然而却可以充分领略到史氏驾驭历史时空的真正精彩处。该书主要写了山东郯城县,在明末清初穷乡僻壤的村落里,发生过的几件平常却又心酸的故事。史氏从当时的县志和司法档案材料出发,巧妙扩展和广泛嫁接一切可利用的其它史料,由远及近,挥洒泼墨与细微勾勒交融,使人物和情景凸显出很强的历史空间感和时代色彩感。书中较少“理论”的说教,若习惯于想看历史诠译的人,会失望于未能如一泓溪水那样清澈见底。然而史家特有的“画笔”,托出的是今天城里人非常陌生隔膜的,330年前的乡土中国,各人从中可以读出不尽相同的滋味,真有几分读毕加索印象画的味道。历史书既然能这样写,能写成这等的模样,对向以拘谨自得的现代中国历史书写方式(包括编写中学历史课本),是极有鞭策意义的善意警示。

近20年来,中国史学界已经有了把目光转向下层、书写平民生活的社会史意识,但真做起来是何等的艰难!帝王将相、文人雅士的故事唾手可得,今天帝王将相影视(特别是民间俗称的“辫子戏”)炒作得如此发腻,就是太容易随便抓“料”了,所以急功近利起来。社会史学者愁苦的则是芸芸众生从来都是被各种场合冷落的弱者,有关的史料如大海捞针,渺渺不可寻。凭着不惧“踏破铁鞋无觅处”的耐心,史景迁才可能收获到“得来全不费功夫”的乐趣。试问,史景迁要不是寻觅到此前少有人阅读,曾任郯城县令黄六鸿写的《福惠全书》,再设法找来三种版本的《郯城县志》熟悉乡土,又苦心借同时代同区域蒲松龄写的聊斋故事增添心理烘托,怎么能写出这等字字有据的故事,使人可悲可泣可恨可憎之情,不能不油然而动、勃然而生呢?

300多年前郯城的农民,一如中国绝大部分贫困乡村,世代在生存线上靠耕织勉强度日,生活内容再平淡不过。他们间有什么“戏剧性”的故事,真说不上。死人无算的旱涝天灾与兵匪之祸,如书中详尽描述的康熙四年旱蝗奇荒,七年8.5级的特大地震,崇祯末年绵延到清初的白莲教动乱,以及清军的南下血洗郯城(康熙县志还保存了这段实录,到乾隆修志就已被蓄意抹去),给人以恐怖的感觉,极像雷电暴雨袭过,虽说“惊天动地”,但那是属于他们意志之外的飞来横祸。年年征比、年年交不齐的赋税,已经成了麻木的老故事,愁也没有用,也就不再去“愁”。史景迁巧于叙事,很少用议论,但还是写下了一段极沉重的话语:“清朝的统治者征服中国许诺恢复秩序和繁荣,结束明朝的腐败与缺乏效率,给郯城没有带来什么巨大的变化:从1640年后期到1650年后期的十年间郯城的状况依然如故。”从书中可以看到,这何止十年、二十年?我们不得不钦服史氏把握中国古代历史的深度。没有透析穿心的史眼,是决然识破不了变动的历史在乡村突然被定格的奥秘,由此喊出发自内心的哀吁——这真要羞煞一味热衷戏说康熙、乾隆寻欢作乐的编导大腕了。

深刻耐味的“戏剧性”

自然,没有了“戏剧性”的故事,也就不会有《王氏之死》的生气。读时使我几近窒息的是,在这样贫瘠透顶的乡村里,作者“采风”到的民间故事全来自用血色涂绘的悲剧,好几条人命官司,还夹带上众多寡妇凄厉的“贞烈”哭声。我想,这样的色彩,并非史景迁先生有意为之。在视察了城外四郊村落,当时的知县黄六鸿也痛心地承认,该地“久被凋残,极目荒凉”,“民间食餍糟糠,面多菜色;寒冬风雪,体无完衣”。既失缺了人生最低最低的必需,还能有什么可以叫做欢乐的事由发生呢?何况,史氏可能也意识到题材太过沉重,时不时故意将文字转向抒情,借蒲松龄的小说拼命发掘穷苦女子内心可能有的“美好幻想”,用笔真够良苦的。

本书的主角王氏,为农民任洪的妻子,其家空徒四壁,一贫如洗。故事的开始,颇有几分像最近耸动远近的湖北佘祥林案中的张在玉,突然失踪,又突然归来。究竟是因为忍受不了太穷苦的生活,还是出于对真爱的追求,司法档案记录只是说她“跟人走了”,没有别的具体交代。一场杀人“葫芦案”却是由王氏两个月无奈单身返乡后引起的。看过本书的都知道,王氏实为其夫亲手扼死于家。任洪既恼怒妻子给他丢了颜面,又因一次误会,怀恨邻居高某,就蓄意杀妻,出首诬告高某为“奸夫”,雪夜杀了自己的妻子,抛尸林地。幸好黄六鸿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官员,发现种种破绽,成功侦破疑案,没有犯下一些昏官经常草菅人命的孽行。翻阅黄六鸿的《福惠全书》第十四卷,他告诫做县官的人说:“诸如此类(疑案),但宜细心审度,密加体访,未可自恃聪明,严刑煅炼,枉累无辜……与其杀不辜,宁释不经(缺乏确凿证据的)。”黄六鸿是一个旧时代的县令,但在儒家思想的陶冶下,他突出了生命不可能死而复生,是一个地方官员必须具有的司法伦理。“与其杀不辜,宁释不经”,是作为一种司法规则存在的,说明了我们先人的经验里有不少好的东西,我们能遗忘吗?

我想说,对本书里的许多普通百姓,“善”的、“恶”的,对他们作道德的判决,是有点苛刻甚至近于不忍了。身在大上海,居住繁华都市久了,已经远离偏僻的乡村,更不知昔日中国历史包含有多少的苦楚,也不容易体验赤贫会是怎样的人生。因此,与其去看胡编乱造的“历史剧”,不如找来《王氏之死》读一读,费时甚少,但一定会有不小的精神收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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